前不久，有群众反映，父亲去世留下两间临街门面房，打算出租，因未办房产证，承租方申领营业执照时卡在住所产权证明环节。过去到社区居委会当场开具即可，如今社区回复“为减轻基层工作负担，不再出具此类证明”，结果群众不得不跑县区政务大厅领表，再找邻居挨个签字、登记信息，耗时费力。一个本可便捷办理的事项，因基层减负“一刀切”而变得复杂繁琐。

这一现象并非孤例。近年来，各地大力推进基层减负，取消了一批不合理证明事项，初衷是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和无效事务中解脱出来，回归服务群众的主责主业。然而，个别地方在执行中简单化、极端化，把减负等同于“卸责”，将原本应当通过优化方式继续提供的服务一减了之，导致群众办事“绕远路”“跑多趟”。减负的成效，不应以增加群众负担为代价，这是基层治理必须守住的底线。

减负不是“甩锅”，便民才是初衷。深层来看，减负走偏，根源在于治理理念的偏差。基层减负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终极指向是提升治理效能、增进群众福祉。一旦减负变成“为减而减”，就容易忽视群众的真实需求。一些地方在清理证明事项时，只盘算“减什么”，却未同步想好“减了之后怎么办”。社区不再出具证明，群众的诉求有无其他渠道承接？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是否已经打通？替代方案是否足够便捷高效？如果这些追问都被悬置，减负就极易沦为“甩锅”，表面上看，基层的章少了、责轻了，但群众办事的路却更长了、心也更堵了。这种治理上的“短视”，本质上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翻新变种，必须警惕和纠治。

减负要做“减法”，更要善做“加法”。减负与便民绝非一道“二选一”的单选题，而是一道必须统筹谋划的多选题。取消不合理证明，并不等于取消必要的核验服务。以住所产权证明为例，社区扎根基层，最熟悉辖区房屋权属情况，具有不可替代的信息优势。问题根本不在于“社区该不该管”，而在于“以什么方式管”。完全可以借力数据共享，由社区网格员实地核实后，通过政务平台线上推送权属信息，相关部门直接调取；或者将制式表格前置到社区，由工作人员协助群众填写、核验再线上提交。这样一来，既告别了纸质盖章的繁琐，真正减轻了基层负担，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。可见，只要在减负中同步做好流程优化、数据打通、权责明晰的“加法”，完全能够实现基层干部与群众“两头轻”。

列出一张“清单”，铺好多条“出路”。从制度上破解“减负增负”的困局，必须厘清权责边界、健全替代机制。首先，要制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的详细清单，明确哪些必须出具、哪些不再出具，并向社会公开，让群众事前就心中有数。对取消的证明，必须同步公布具体可操作的替代路径，究竟是通过部门间数据核验、社区线上确认，还是由其他机构一站代办，不能笼统含糊，而要一目了然。其次，加快建设政务信息数据共享平台，打通街道、社区与市场监管、不动产登记等部门的信息壁垒，真正让“数据跑路”代替“群众跑腿”。再次，强化监督问责，将基层减负的实际成效纳入群众满意度评价，对那些“减负不减效、群众反增负”的做法及时发现、及时纠偏，让“甩锅式减负”无处遁形。

说到底，基层减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。衡量减负成效，不仅要看基层干部填的表少了多少、开的会减了多少，更要看群众办事是否更方便、心里的获得感是否更充实。减负绝不能成为基层“拒办事”的挡箭牌，更不能让群众为减负“买单”。只有始终把群众利益置顶，在减负中强服务、在增效中暖民心，才能真正实现基层治理“轻装上阵”与“优质服务”的统一。减负不减责，便民更用心。这应当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准则，也应是每一位基层工作者时时对照的行动自觉。（作者：叶诗林）